近日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，美国近年来大规模加征关税所产生的额外成本，绝大部分由美国进口商、企业和消费者承担，而非由外国出口商消化。这一结论与美国政府长期宣称的“关税由外国支付”形成鲜明反差，也从实证层面揭示出一个日益清晰的现实：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高度分工、价格传导机制成熟的背景下，美国将关税作为对外博弈工具，正在演变为对本国经济的“内生性冲击”，其负面效应更多在国内积累和放大。
从研究结果看，美国关税政策的成本转嫁程度远超官方表述。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通过对2024年至2025年间约4万亿美元货物运输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，外国出口商仅承担约4%的关税负担，而高达96%的成本最终由美国买家吸收，并通过更高价格向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传导。这意味着，美国加征关税在实际效果上更像是一种“对内征税”，而非有效压低外国出口价格、迫使外方让利的谈判工具。
这一发现并非孤立结论。此前，高盛、哈佛商学院、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以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多家机构，均从不同样本和模型出发，得出大体一致的判断：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了关税成本的主要部分，外国出口商仅承担很小比例。多项研究共同表明，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高度分工、替代性有限的背景下，出口商更倾向于维持价格体系，通过市场结构调整或贸易路径变化应对关税冲击，而非大幅下调价格自行消化关税成本。
从价格传导机制看，这种结果具有较强的经济逻辑基础。首先，许多关键商品和中间品处于相对集中或技术门槛较高的领域，替代性有限，美国进口商在短期内难以迅速转向完全不同的供应来源。其次，跨国供应链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合同关系与成本结构，出口商在面对关税时，更可能通过维持离岸价格，将关税压力转嫁给进口端。最终，关税并未显著压缩外方利润空间，反而通过进口价格上涨，抬高美国国内生产和消费成本。
关税负担“内化”的直接结果，是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累积。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指出，自美国本届政府加征关税以来，美国海关关税收入累计增加约2000亿美元，这相当于从美国企业和家庭部门中“抽取”了同等规模的资金。对普通家庭而言，这种成本并不以显性税种形式出现，而是通过日常商品价格上涨的方式体现，被多家研究机构形象地称为“隐形税”。
从宏观层面看，这种以关税形式向国内转移成本的做法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。一方面，企业成本上升压缩利润空间，抑制投资意愿。另一方面，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受到侵蚀，制约消费扩张。在货币政策仍面临通胀约束、财政空间相对有限的背景下，关税所带来的额外成本，客观上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政策权衡难度，使经济运行承受更大压力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关税并未显著改善美国制造业基本面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，美国制造业就业连续多个月下降，全年新增就业规模明显低于维持劳动力市场稳定所需水平，显示关税难以形成长期产业支撑。
从供应链角度看，美国关税政策还加剧了结构性摩擦与效率损失。面对持续上升的关税和政策不确定性，美国企业普遍采取“预置进口”和库存囤积等应对策略，将未来需求提前释放。这在短期内可能推高进口数据，制造贸易“繁荣”的统计假象，但本质上并未改善真实需求，而是增加了库存压力和资金占用。随着高关税正式生效、库存逐步消化，进口和生产活动可能出现阶段性回落，对经济增长形成拖累。
在更长周期内，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本身，正在成为比关税水平更具破坏性的因素。企业在难以判断政策走向的情况下，难以对中长期投资、产能布局和供应链调整作出稳定决策。这种不确定性溢出效应，不仅影响美国自身，也通过全球供应链传导至其他经济体，推高整体贸易成本，加剧全球贸易碎片化趋势。正如多家国际机构所指出的，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更高成本，但难以适应反复变化、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。
从对外博弈的角度看，关税成本主要由美国自身承担，也在削弱其作为谈判工具的实际效力。如果关税未能显著压低外国出口价格，反而主要转化为美国国内成本，那么其对外方施加经济压力的效果将明显打折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这种“对内转嫁”的关税机制，与美国政府对外宣示的政策逻辑之间存在明显差异。一方面，美国官方反复强调关税将迫使外国为不公平贸易行为埋单；另一方面，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却显示，真正为关税埋单的主要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。这种政策叙事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背离，不仅影响政策公信力，也可能在国内政治经济层面引发更大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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